从戴自英、翁心华到张文宏 中国感染病学的“西岳”路

  中国熏染病学的“西岳”路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1月24日,大年三十,武汉封城第二天。

  82岁的复旦大学隶属西岳医院终身教授翁心华接到通知,下昼去上海疾控中央加入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集会。他因此作废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欠好打车,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SARS时自己在上海弄了半年只弄了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20个确诊病人了(停止1月23日24点)。自己的第一感受是,这次新冠病毒的流传力比SARS还要更强一些。

  “从那时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精神所有投进去研究这个疾病的防控,这与翁先生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张文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换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集会上,翁心华如是说。

  从熏染到熏染

  2002年10月,翁心华当选为第七届中华医学会盛行症学分会主任委员,李兰娟等为副主任委员(后李兰娟接任第八届主任委员)。他们的主要事情目的,是将盛行症学分会更名为熏染病学分会。

  这是从北京协和医院教授王爱霞、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斯崇文到翁心华,三任主委接力的目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医学界学习苏联模式,建立了以治疗肝病为主的盛行症科。但业内有识之士已熟悉到,中国的熏染病学科应该与国际接轨,与抗生素、公共卫生事业等连系,向“大熏染”学科回归。

  这也是翁心华的先生戴自英多年起劲的偏向。

  戴自英曾师从青霉素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弗洛里,1950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建立了西岳医院熏染科。

  1962年,翁心华从上海第一医学院结业,进入其隶属西岳医院盛行症教研室事情。教研室主任是戴自英,翁心华的大学先生徐肇玥为副主任。熏染科事情条件艰辛,险些是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戴自英警告他们:“熏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磨练,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与其他医院的熏染科多数执行大一统的苏联模式差别,自建立以来,戴自英主导的熏染科就执行一种夹杂模式:既有苏联模式的专门收治熏染性疾病的隔离病房,也有西方模式的收治熏染性疾病的通俗病房。

  戴自英照样中国临床抗生素学奠基人,1963年在上海主持建立了中国首家抗生素临床研究室。抗生素领域涉及许多出自拉丁文的细菌名与药名,发音怪异,连学外语的人也读禁绝。戴自英的研究生,厥后曾任西岳医院熏染科主任、西岳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永信回忆,他们对戴先生的原版英式英语异常羡慕,但仿学很难。一次张永信试探地问能否录音,戴自英欣然赞成,认真地将常用细菌名慢读一遍,个体特殊的还加以重复。厥后那盘正版磁带被同学们频频翻录。

  西岳医院现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熏染科副主任王明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岳医院熏染病学科的整个亚专科是海内最全,与国际最接轨的。这是由于,一最先他们就是两条腿走路,由熏染科和抗生素研究所两条线组成。“有了这两块,你的熏染科才真正能叫做熏染科。”

  1984年12月,戴自英退休。翁心华接替他,担任了西岳医院熏染科主任。他有意识地请戴先生发表文章,引起讨论,为学科转型做准备。

  戴自英提出,厘清“熏染”和“熏染”的观点,正本清源。海内译为盛行症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熏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熏染病的观点大于盛行症(contagious disease),还包罗非熏染性的熏染性疾病。

  这一熟悉逐渐成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天下盛行症和寄生虫病学术集会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更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经由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翁心华说,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化。“这种拓宽是学科生长的一定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一定要求。”

  SARS防治的上海尺度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熏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磨练:SARS来了。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2003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2003年3月尾,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加入学术集会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由20位来自熏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盛行病学、重症抢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

  险些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泛起了。3月27日,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发烧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盛行症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

  其中,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难题的。她的肺部泛起继发烟曲霉熏染,情形危急。那时海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以为患者那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西岳医院熏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上海市盛行症医院主任医师、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熏染的新药,那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SARS时代,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该药上海无货,经市向导亲自指挥,向北京紧要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患者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熏染,殒命649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熏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熏染,2人殒命,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熏染,无一例内源性熏染,医务人员没有泛起一例熏染。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翁心华以为,跟他们牢牢坚持盛行病学史有关。

  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宣布了SARS的五条临床诊断尺度,包罗5个方面:盛行病学史、发烧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效果、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尺度,不再强调盛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相符第二、三、四条尺度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央紧要召集集会,研究调整后的诊断尺度,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加入。

  翁心华明确提出,不太赞成删掉“有盛行病学史”,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应坚持盛行病学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许。“刘俊局长是异常有能力的一个向导,他异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翁心华说。

  集会一直延续到11点多才竣事。从疾控中央出来时,正下着大雨。翁心华说,这不是滂沱大雨了,这是“倾缸大雨”。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长征医院熏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前开。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平安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四周的家。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抢救中央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翁、俞二人的面,他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对于诊断尺度的意见。

  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赞成。但由于经由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示意,若是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形说明并签字,要肩负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俞二人的意见,二人均示意愿意肩负责任,就地签下情形说明。

  不久,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尺度,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尺度。

  关于诊断尺度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关注,泛起了“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尺度诊断SARS,令疑似病人数字保持低水平”的嫌疑之声,在那时的防疫形势下,上海方面则否认有过差别尺度。真实情形事实若何,在已已往17年的今天,翁心华以为,终于可以做出澄清了。

日本北海道宣布19日结束紧急状态 防疫措施仍将持续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18日,日本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表示,北海道将于19日结束紧急状态。

  他说,那时他们确实肩负了一定的风险,但人人都以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主要。由于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泛起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若是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盛行病治理肩负,真正熏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厥后,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专家咨询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率领SARS盛行病学研究课题组,共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检测效果表明,在SARS盛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区域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熏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分诊断”的征象。

  重视盛行病学史,也是介入这次SARS防治给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疫情时代,他替先生坚守在大本营,筛查疑似患者。他还根据翁心华的要求,对海内外所有相关资料举行梳理。5月,两人合著的176页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泛起的盛行症》即出书,是海内最早一部先容SARS的专业书籍。

  张文宏说,坚持疫源地接触史是盛行症防控最主要的精神。“你若是把网撒得太广,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上海的计谋实在和2003年SARS时是一样的。把来自重点区域的人群“看好了”,就能控制住。

  “熏染界的福尔摩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每周四翁教授的大查房,是西岳熏染科的“岁月静好”。

  翁心华脖子挂着听诊器,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他个子高,纵然人多,人人也能看见他。

  查房制度是戴自英教授传下来的传统。只要不出差,戴先生一定每周查房,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资料、做作业。1966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止,到70年代又恢复了。翁心华说,以前有跟自己一辈的教授一起查房,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不方便了,就成了他一个人查房。

  查房前,各医生先通过科里的微信群上报疑难案例,每周选出其中最疑难的一两个。其中不少是从天下各地转过来的疑难病例。

  周四上午,翁先生先跟人人一起在科里的集会室回首这个病例。科里的医生、学习医生和学生,多时七八十人,少时五十来人,集会室坐得满满当当的,有时还坐不下。回首完,再一起到病房里去看病人。病房小,只有主治医生等在里面,其他人轮流进病房观摩。

  “发烧待查”是翁心华的独门特技,他被称为“熏染界的福尔摩斯”。

  西岳医院熏染科主任医师朱利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遇到病人不明缘故原由发烧,医生通常压力很大。翁心华告诉他们,发烧待查就像恋爱故事一样,主题是永恒的,但每个故事都差别。看待发烧待查,要像探索恋爱一样,有好奇心,压力就能转化为动力。

  朱利平记得,有个病人发烧一个月,一最先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翁心华在大查房时掀开他的眼皮,发现眼睑上有一些小瘀点,肯定地说,这不是风湿性心脏病,嫌疑是熏染性心内膜炎。随后,病患确诊,用药三天后出院。

  朱利平说,自此之后,科室里医生都学会了翻眼皮这一招,诊断出了多例熏染性心内膜炎。不熟练的医生有时把病人眼皮翻肿了也翻不开,翁心华笑说,翻病人眼皮也是个技术活。

  2011年11月29日,一个14岁男孩的家人抱着一丝希望,慕名来到西岳医院熏染科门诊,被收治入院。这个男孩已发烧16个月,左下颌痛,右大腿痛,两年来,在家乡江苏和上海的多家医院辗转,都被诊断为“慢性骨髓炎”,做了多次手术,用了数十种抗菌药物,但病情仍在生长。男孩来的时刻,左下颌骨消逝,左颊凹陷,右下肢打着钢板。12月4日,主任医师黄玉仙和副主任医师邵凌云接手了他的诊疗。两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仔细回首了这个病例。

  男孩入院后一周,在每周的疑难病例讨论会上请翁心华会诊。翁心华听了病史汇报后,看了病人,再次仔细询问了病史。他剖析,男孩的症状与典型的骨髓炎差别,因此需要跳出“骨髓炎”的诊断思绪,思量其他疾病,尤其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

  12月16日,翁心华组织了一次西岳医院院内大会诊,约请骨科、颌面外科、血液科专家加入。颌面外科和骨科医生赞成翁心华的意见,以为不是骨髓炎,但那时血液科专家以为,没有明确的病理证据,还不能下非熏染性疾病的结论。

  之后,在翁心华的一再坚持下,血液科把病例带到了上海市血液病疑难诊治中央。通过这次会诊,终于诊断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男孩转至西岳医院血液科。通过化疗,体温恢复正常,骨痛消逝,累及的骨骼系统逐步痊愈。通过后期随访,他们得知男孩长高了,还可以爬山和跑步,学习也很好。

  从医几十年,这个病例让黄玉仙真是服了。她叹息,这个男孩是血液科的病,隔行如隔山,熏染科医生可能基本想不到,就是血液科医生也很少能想到,由于这个病太罕有、太不典型了。翁先生之所以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是由于他的内科学知识很周全,是用老前辈医生那种大内科的整体头脑来思索。这种通过多学科讨论捉住疾病本质的临床头脑,让他们年轻医师学到许多。

  门生们

  多年来,翁心华一直致力于搭建平台,为现代熏染学科结构。

  熏染科全然不是受人追捧的热门科室。事情有危险性,收治的许多是对照贫困的患者,操作性少,医生待遇低。但在早期“诊断”和培育苗子上,翁心华同样有自己的独门窍门。

  1993年,翁心华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报考者中没有到达录取分数线的。那年3月18日,淮北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治医生卢洪洲只身来到西岳医院学习。由于心内科要排队,就转而进了熏染科。时代,他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西岳医院那时为上海医科大学隶属医院)心内科硕士研究生。翁心华知道卢洪洲加入了考试并过线,就问他愿不愿意转到自己门下。每周查房一呼百诺、自己仰慕的翁先生居然看中自己,“小医生”卢洪洲立即就准许了。两人马上一起打出租车去了研究生院,卢洪洲成了翁心华的第一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1999年卢洪洲博士结业时,翁心华思量在科里增强新发盛行症研究,而新发盛行症绕不开艾滋病。翁心华手里有一个去美国做研究的机遇,便问卢洪洲愿不愿意去做艾滋病研究,卢洪洲接受了。经由闻玉梅院士和翁心华的配合推荐,他来到美国范登堡大学做博士后。

  2001年,卢洪洲对于是否马上回国犹豫了。一天,他收到翁心华一封长信。

  翁心华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给学生这样写信。信中,他剖析了熏染科这批年轻人各自的特点和生长偏向,以为卢洪洲很有闯劲,希望他能回国从事艾滋病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在行政治理方面也会有所作为。

  卢洪洲说,那时有过继续在美国待下去的想法,接到翁先生这封长信后,就定时回国了。“翁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他就像是一个‘总谋划’一样,举行着结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向,有自己的亚专科,通过起劲在自己的领域里都能成为医学人人。”卢洪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现张文宏,也是一擦肩的事。

  1996年,张文宏还在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连系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有次来西岳医院熏染科实验室见一位同伙,与翁心华偶遇。首次攀谈,翁心华以为这个年轻人很伶俐,头脑活跃,知识面广,反映快,就劝其转到熏染科攻读博士。事情就这样说好了。

  经翁心华放置,张文宏于昔时进入熏染科,在肝病专家邬祥惠教授门下攻读博士,翁心华也是导师组成员。张文宏主要随着翁心华做结核病课题,因此也是翁的博士生。

  熏染科医生收入对照低,在上海居大不易,迫于生涯,2001年前后,30岁出头的张文宏萌生了转业之意,便找到翁心华提出了告退的想法。翁心华异常明白年轻医生的现实难题,没有指斥他,但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下,不要容易放弃。以他的能力,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好学者。

  “他说,许多事情你只要熬过最艰辛的时刻,以后总会逐步好起来的。我以为他讲得挺对。”张文宏坚持了下来。2010年他最先担任西岳医院熏染科主任,从那时起至今,西岳医院熏染病科延续九年位居中国医院专科排行榜熏染病学科榜首。

  朱利平1997年博士结业的时刻,翁心华找他谈话。翁心华说,从趋势看来,以后免疫力低下人群会越来越多,激素治疗、化疗、器官移植……都有可能带来机遇性熏染(指一些致病力较弱的病原体在人体免疫功效降低时造成的熏染)。因此,除了细菌和病毒熏染,真菌熏染是一个重点偏向,我们要派人来关注这样一个偏向,你看你是不是能够关注?

  现在,朱利平已成为海内真菌研究的顶尖专家。他说,自己很庆幸。“这种结构确实是高人。多少年以后我才能够逐步体会到。”

  张文宏说,熏染科疾病漫衍于全身,因此要成为一个优异的熏染科医生,只熟悉一个人体器官相关的疾病是不够的,需要具备整体头脑能力和多学科互助能力。“若是每个医院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头脑和公共卫生头脑的熏染科医生,国家就会有了第一道防线。每次泛起熏染性疾病,在伸张之前,就会被这些有专业素质的医生给识别出来。若是做欠好,我们国家就会一直处于风险之中。”

  所幸,在上海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熏染科医生已肩负起主要责任。2003年,翁心华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2009年,卢洪洲担任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治疗专家组组长;2013年,卢洪洲任上海市流感(H7N9)防控临床专家组组长;2020年,张文宏担任上海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

  翁心华记得,1962年或1963年,他刚进科室,徐肇玥带着科室十几个人去戴自英家做客。戴自英家客厅墙上什么都没有,只珍重地挂着他的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证书。他刚从青岛出差回来,送给每人一个那时很稀罕的国光苹果,还对翁心华说:“刚进来的呀?不要着急,逐步做。”

  翁心华希望,戴自英教授的在天有灵能看到今天“逐步做”出来的局势。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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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孙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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